義無反顧的文字工匠

義無反顧的文字工匠

圖片來源:曾千倚

不管喜歡他還是討厭他,沒有人能忽視張大春在台灣文壇上的光芒。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玩世不恭,《將軍碑》魔幻寫實,《城邦暴力團》武俠奇情,《大說謊家》譏刺批判,《小說稗類》甚至展開創作者論述的文本新天地。張大春似乎永遠有用不完的筆,難以預期他會抽出那一枝。

「張大春」本身就是無法歸類的3個字。

然而當張大春談起張大春,他的答案卻是:「我就是一個工匠。」18歲起,張大春開始對那種義無反顧的「工匠精神」深深著迷,並用它一頭栽進最愛的文字世界。儘管另一面的他是:「生活上渾渾噩噩,要賺什麼錢,達到什麼地位,統統不知道。」

張大春的黃金10年,有一種「不怕世界跟我不一樣」的篤定。在這個文壇「鬼才」與「異數」的身上,看見一種簡單的道理:人生的路,未必非得精細計算、多所探尋,「專注就能找到方向」。

也許25~35歲是一個決定未來職業的關鍵期,但那不是我的黃金10年。對我來講,還沒有到,還早得很。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真正成熟。可能有些地方打磨得稍微好一點,但我覺得還沒有真正發揮。

不過,這10年牽涉到我的幾個階段:一直到26歲拿到碩士學位,我都過著簡單的學生生活。因為父母年紀比較大,我立定志願不會出國念書,學校又沒有博士班,所以我想我就是留在學校當教員。事實上也的確是,民國75年,我30歲左右,就開始了前後兩個學校、3個系,長達8~10年的教書生涯。

當兵回來後,我一方面在報社工作,一方面做電視節目,這是我社會參與最多的時候,但也最沒有機會沉潛。做電視節目時,我每週讀非常多書,因為必須在節目裡很快的反應、討論,可是這是一種過於快速的消化。

我覺得我已經很了不起了,跟我同時期在節目裡介紹書的人,都是讀個大要、簡介,但即使是那樣,對於當時自己閱讀的量跟速度,我覺得還是自信太過。可以讀得再慢一點、再少一點。

擔任報社副刊主任半年多,我就辭掉了,因為我不能管人,給人家打考績,我不會這個。但報社不讓我走,我變成撰述委員,中間又做了4、5個節目。

我一直沒有大志向,到現在都沒有,都是事情來了找上我。我們一家只有三口,父親有很穩定的收入,他曾對我講過:「你將來考不上大學,找不到工作,在家,我養你也把你養到老。」維持一個簡單甚至是簡陋的普通生活,對我來說一點都沒有後顧之憂。所以我一直到將近40歲,還是向父母拿零用錢過日子。

一直到我父親76歲那年摔了一跤,家裡很多事,我才必須自己去處理,在那之前,我連稅都不報的。

你可以說我運氣好,也可以說我有點智障。生活上渾渾噩噩,要賺什麼錢,達到什麼地位,統統不知道。但是在所學、所事這件事情上,我卻是義無反顧。

值得寫的我才寫,不消費自己

大學8個學期中,我5個學期第1名,考研究所也是第1名進去。我有本長篇小說叫《城邦暴力團》,序裡面講的讀書的那個人就是我。

我就是那樣讀書的,拿到一本書,有個問題不能解,到另外一本書裡去找,找啊找就看下去,甚至忘記原來要找什麼,非常「接駁式」的閱讀。你也不能講是苦讀,我讀得挺樂的。

沒有單一的作家是我的role model(典範),每個人都在影響我。就像從小學開始拿筆寫字,一直到大學、當完兵,我只要看到誰的筆跡好看,就跟著他學。現在回頭去想,大家的字都差不多,不知道為什麼那麼著迷於其他同學的筆跡,但當時的我就像海綿一樣,看到什麼都不斷吸收。

生活上沒有壓力,使我不必去設定人生在幾歲時要賺到多少錢,我可以更純粹去面對我的作品。

當年我寫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,一下賣了20幾萬本,到第2年,好朋友初安民(現任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總編輯)約我出來,跟我說再寫一本,我說不寫。他說要找別人寫大頭妹,我說那不是糟蹋嗎?才當場拿點菜的單子,抄寫了12個回目,他一份,我一份,回家貼在檯燈上,前後26天,12個工作天寫完那本書。

這本書後來賣了16萬本,過了1年,他又來找我,我就在書裡把主角寫死了(笑)。我只是不想讓自己做一件有明確收益目標的事,我可以再寫,但是不可以。

對於創作,你認為完整了,就沒有理由再出一樣的東西。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、《我妹妹》、《野孩子》,都是個別想好了,就這樣幹,《野孩子》實際寫9天,《我妹妹》實際寫12天,很短的時間完成後,不應該再被消費、複製。你現在看市場上很紅的作家,沒有一個不消費自己,不重複自己。那是他們的選擇,我不是。

當我沒有其他功利目的,生活就很準確地驅動我到必須從事的行業裡去。我必須對故事情節、人物、使用的字、語言負責。選擇我自己覺得最值得寫的內容,而且東西要耐寫,這是我從20幾歲就知道的事。

專注當工匠,總有奇遇

我從不去想自己是個有風格的藝術大師或小說作家,我就是個工人。我一直認為工匠的技藝是一切事業的基礎,只要眼睛裡看到在工作中的人,專注工作的人,他們都會吸引我。尤其是操作工藝的時候,這些人的神情特別可愛。

在我人生裡有非常多的例子,當我非常專心而努力的從事一件看起來沒有用的事時,日後都會有用。

像我很喜歡李商隱的詩,一直覺得裡面有玄機。研一時有一天我遇見小說家高陽,他本來不理我的,但是我說,我認為李商隱有個小女朋友,而且可能跟他非常親近,他一聽完,我們就約吃飯。從那以後起我們幾乎每週見面,變成忘年之交。

在我那個時代,高陽不見人的,他只跟張大千、臺靜農來往。後來他教我很多東西,考證、學問、史料的運用,我對李商隱的興趣純粹只是因為我覺得那詩裡面有鬼,卻因為一句話,結了一個緣。他帶給我內在的充實、驅動,難以估計,開啟我寫歷史小說的大門。

這些年重新寫舊詩,寫了大概2千多首,對我來說也是工藝品。有人問我要不要出詩集?沒有這個打算。也許我會寫到5萬首,會印一堆給我的朋友看,但不會做成詩集。因為它就像日記一樣,是我的手藝,我不知道目的是什麼,反正就是要做。

結果突然今年7月來了一個活兒,吳興國要我寫京劇,當然我從小看京劇,但從來沒想過我會去編劇本。正好寫舊詩寫很久了,寫他的戲辭,就跟吃花生一樣,很快,而且還比現在看到的京戲辭更吻合於古典的格律。這是不期而然的收穫。

天才要頂得住鍛鍊

我沒有真正融入過這個社會,但是適應社會,或是社會對我的期待非我所願,對我也從不構成情緒困擾。有一次我到《中國時報》去,遇見老朋友,他說你在部落格那樣寫,心臟要很強。

我沒有心臟很強,因為我根本不在乎。個人遇到挫折,我到所受的訓練裡面去找解決之道。比方說寫的不好,看法不夠深入,那就不停的鍛鍊。

寫作這東西,如果問我什麼叫「大才」或「天才」,就是「不費力」。但是,天才另一個準確的解釋,是經得起超乎常人的辛苦鍛鍊的這種人。我的工作裡,也有這個部份。

張大春

1957年出生,輔仁大學中文系、中文研究所畢業。

曾任輔大中文系講師、製作主持電視讀書節目,現任電台主持人。

著有《城邦暴力團》、《四喜憂國》、《歡喜賊》、《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》、《我妹妹》、《聆聽父親》等等,最新作品為《認得幾個字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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